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传，不但从未中断消亡，反而历久弥新，其中最为关键者，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。这种积极的影响和融合，不仅表现在正面的相辅相成，更表现在相互的冲突与碰撞。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品德，使得由各种文化间之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冲突与碰撞，没有进一步恶性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反而转化成一种类似于“不打不相识”的共生发展，呈现出中华文明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。
 
　　中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，自夏、商、周至春秋、战国，就是一个注重德化和内在修养的国度。春秋、战国时期，虽然社会极度动荡，战乱频仍，但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，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。诸子百家，著书立说，游学宣讲，异彩纷呈。这其中就孕育出了影响中华后世最为深远的两家学说，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。这一时期，佛教也在古印度产生并创立，但还未传入中国。
 
　　在司马迁《史记》卷六三《老子韩非列传》中，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记载：

　　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兴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；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 
　　这是中国历史上，两位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一次最具划时代意义的“会晤”。在上述记载中，极度推崇周礼，以“克己复礼”为己任的孔子，专程去向老子求教“问礼”。且在孔子拜访完老子之后，面对自己的弟子，高度评价老子，并誉之为“龙”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，道家与儒家最为直接的一次交流，当事双方又是两家学说的开创者，其中之深意不言而喻。姑且搁置其思想价值，仅就史实本身而言，就为后世确立了“和而不争”、“求同存异”的典范。

　　随着秦朝“大一统”格局的确立，由于“焚书坑儒”似乎使各种思想文化进入了短暂的休眠期，但此时文字的统一，又为后世思想文化的传承与繁荣，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。

　　西汉政权建立后，由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使儒家学说正式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，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推崇的国家意识形态。就在这样一种“独尊儒术”的政治思想大环境下，佛教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了中国。

　　随着170卷《太平经》的完成，标志着道教正式在东汉初创。其与同样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魏伯阳之《周易参同契》、张道陵之《老子想尔注》，一同构建了道教早期信仰体系。而到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，成为道教有正式实体活动的开始。东汉时期，佛教处于初传阶段，虽然早在汉明帝时期，中印度之摄摩腾与竺法兰已来至洛阳，并相继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十地断结经》等佛教经典。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，佛教仍然承受着来自儒、道二家的排斥。当时的佛教信仰者，也大都以道教信仰模式来信仰佛教，视佛陀为长生不老、神通广大之神，视西域沙门为巫祝。直至东汉末年《牟子理惑论》的出现，才从理论上慢慢扭转了佛教这一被动局面。牟融在《理惑论》中指出佛教思想不但不与儒、道二家相对立，反而有互补互促、相辅相成之效。

　　佛教毕竟是产生于印度的一种学说和思想，它与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儒、道思想，不论从语言，还是文化背景，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。所以在佛教初传时期，为了能够让中国信众更好地了解佛教教义，不得不在佛经翻译及阐释时，引用大量儒、道二家的语汇及思想要义。这在后来的佛教义学发展中，表现得尤为突出，形成了所谓的“格义佛教”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大繁荣时期，儒、道、佛三家思想都有空前的发展。比如，在儒家方面，有以王弼等为代表的魏晋玄学；在道家方面，有寇谦之、陆修静对天师道的南北改革，以及陶弘景之医药学；在佛家方面，有法显的西行求法，鸠摩罗什、真谛的译经，慧远、道安的义学。三教都在快速传播与发展，其间的交融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　　有了之前的基础性积淀，进入隋唐时期，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了附属地位，与儒、道二家形成“三足鼎立”的局面。玄奘、义净等一大批精通佛理、熟谙梵文的佛经翻译家，翻译出了数以千卷计的佛教经典。此时也是佛教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的重要阶段，天台宗、净土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、律宗、禅宗、密宗等诸多中国佛教宗派，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完备。而儒家的政治思想地位，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与巩固。由于唐朝为李姓王朝，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，因此，道教有了极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。儒、道、佛三家的这种鼎足式发展，各自成效都是相当显著的，但三家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相互逆势。

    交流与影响的特点。所谓“逆势”，就是指矛盾与斗争。如：玄奘法师曾上疏唐高宗，请求将佛教位序改排于道教之前，遭婉拒。韩愈写《谏迎佛骨表》，险被唐宪宗处死，后遭贬。唐武宗信道而灭佛，“会昌法难”毁寺，强令僧尼还俗。这些“逆势”虽然激烈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不乏正面信息，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世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。

　　进入宋代，儒学一改正统承袭的单线条发展模式，进行了颇具个性化的改革，也直接导致了“新儒学”的兴起与流行。学派纷呈，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。如：周敦颐之濂学、邵雍之象数学等，而这其中不乏精通佛学之士。道教此时在理论上，主要有张伯端之《悟真篇》。而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重大者，就是王重阳全真道之创立。

　　元朝为蒙古人统治时期，蒙古族笃信藏传佛教。元世祖忽必烈建元以后，尊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帝师，授以玉印，任中原法王，统天下教门。早在元太祖之时，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劝成吉思汗寡欲戒杀，成吉思汗深为折服，赐予虎符玺书，奉旨掌管天下道教。邱处机临终前曾遗命弟子宋德方编纂《大元玄都宝藏》，此藏成为有实物留存至今的《道藏》最早版本。而将此大书冠以“藏”之名，亦是仿效佛教《大藏经》之例。元仁宗于延佑二年（1315）下令恢复科举制度，并将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。自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，乃至明清两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。儒、道、佛三家在中国大地上都能够各自得到发展，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共生的表现。

　　儒、道、佛三家在明朝的发展，可以从其各自的学术成果得以反映。宋代程朱理学在明初仍为儒家的主导思想，但到了明中叶王守仁心学体系的确立及广泛传播，逐渐取代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。明末随着政局和社会的动荡，以刘宗周、黄道周、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士，对于只重理论思辩、脱离社会实际的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，进而将儒家思想引入到了实学的阶段。而佛教、道教有一个共同的最突出表现，就是在明朝皇帝的支持下，各自都编修了卷帙浩繁的藏经。明朝在朱元璋开国之后，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，但其实还是采取三家并用的方针。像朱元璋曾经出家当过和尚，这就为佛教在明代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政治保障。而明成祖朱棣曾亲自梳理历代注疏，编定了著名的《金刚经集注》。王守仁之心学体系虽然上承南宋陆九渊之心学，但其所提出的学凡“三变”之说中，前三变有“出入佛志”，后三变有“以默坐澄心为学的”，这明显是受了佛教的极大影响。而明初著名的全真教道士张三丰，也提倡“三教同一”之说，认为三教虽经不同人创始，但殊途同归，皆归于道。

　　清朝又是一个大一统时代。清朝从顺治帝开始往后的历代皇帝，都十分重视对儒学的自身修养与弘扬传播。而在前面提到的像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大儒，身跨明清两代，也把实学之风带入清代。之后，伴随着颜李学派、乾嘉学派、今文经学，直到晚清维新派的兴替出现，清代儒学又经历了从实学到考据、从经学到经世致用之学的起落发展。满族本信萨满教，但清朝统治者接受了“喇嘛教”。在中原地区，清政府还大力扶持汉传佛教。通过佛教维系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，成为清代佛教发展的一大特色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政府主持编纂各种文字的佛教《大藏经》。由于清朝皇帝对儒、佛二家思想的推崇，认为长生久视于世道无补，对道教的功用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。有鉴于此，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，吸收佛教思想，以“精严戒律”、“明心见性”来要求道教信众，博得了清朝统治者的赏识，使全真道得以中兴。由于目前保留下来的佛寺道观，大多为清代建筑，从其中建筑风格和所供圣像来看，很多都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。在清代盛行的各种民间信仰中，大都是杂糅三教思想、供奉三教神。从留存至今的大量清代宝卷中，可以看出其中已无太多思想理论价值，充满世俗功利之说，但这恰恰说明三教合流思想已从上层走入民间的事实。

　　通观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发展历程，由于各自都有不断面临新情况、适应新环境、寻求新发展的生存需要，所以相互融合、共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。虽然其间伴随着矛盾与对立，甚至出现了“三武一宗”法难，但最终还是被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性所调和，走出了各自“和而不同”的共生发展之路。